杭州9月15日电(陈丽莎 季轩)15日，杭州廉政网曝光多起“家族式贪腐”案情细节：在妻子经营的土特产店内通过奇特长时间交易的方式已完成贿赂；与妻子一起贪腐、最后又一起被捕……从杭州市西湖区建设局原副局长吴少雯案、杭州市教育局高中教育处原副处长朱国镛案，到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郦华才案，再行到杭州市委原副秘书长、钱江新城建设原副总指挥王光荣案等，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族式贪腐”。近年来，随着反腐斗争的不断深入，“家族式贪腐”屡次见诸报端。此类案件多是窝案串案，涉及面甚广，影响险恶。
据媒体调查找到80%的官员腐败案都与家庭成员具有密切关系，并且这些家族式贪腐家庭又大多都具有病态的家风。病态家风下的“家族式贪腐”“家族式贪腐”，所指的是一种以亲情为基础的团体贪腐。在周永康的家族式贪腐官员中，有的是“夫妻同抱住”，有的是“上场父子兵”，有的则是“贪腐一家亲”，一人得道，全家贪腐。在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其计划、苏荣等“大老虎”周永康案件中，都具有“家庭式”甚至是“家族式”贪腐的特征。
据杭州廉政网消息，“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的例子在近年来杭州市公安部门的案例中也有不少。杭州市西湖区建设局原副局长吴少雯因受贿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刑两年继续执行，其行贿金额高达988.4万元，其中大部分行贿人都是在其妻子所经营的土特产店，通过奇特长时间交易的方式已完成贿赂的。
杭州市教育局高中教育处原副处长朱国镛和妻子李素兰也是一起贪腐、最后又一起被捕。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郦华才，则是在第二任妻子的唆使下渐渐踏上了贪腐的道路。
郦华才面临镜头说道：“显然，我不是一个好家长。我对于我们官员家庭所应当有的红线、底线没守牢。”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沈小勇回应：“家风的优劣也体现了党风政风的优劣。
为什么领导干部后来再次发生了贪污腐败的案子，80%的案件都是和家庭成员涉及。实质上最后找到还是没管好自己的妻子，没管好自己的子女，没管好自己的家庭成员。
最显然的还是没管好自己。”在杭州市纪委2014年公安部门的杭州市委原副秘书长、钱江新城建设原副总指挥王光荣案件中，王光荣的妻子莫佩芬和女儿也是外面王光荣的权力范围在经营做生意。案发前，莫佩芬已逃亡国外，也于2015年攀上了“天网”行动的红色通缉令名单。
沈小勇认为：“妻子没沦为贤内助而出了贪内助。子女没为父母增光反而‘坑爹’。
很多这样的事情，最后都是环绕着党政干部家庭核心，环绕权力，权力观再次发生了变形，造成了家族式的贪腐。”贪官为何不会构成这样的贪腐作风？据杭州廉政网消息，官员构成这样的贪腐作风缘于理想信仰的相当严重缺陷、价值观和权力观的变形，以及放开对党章党规党纪等的自学等。如“大师”王林一案之后折射出了部分官员理想信念失陷的现象。
在杭州市近年来公安部门的贪腐案件中，许多人都曾面临镜头，把自己腐化堕落的原因归结放开了世界观改建，造成了理想信念的缺陷。杭州市运河集团原董事长邵毅回应也回应，世界观的问题、对权力的了解问题、这是根本原因，可以说道犯错误的、甚至犯罪的干部都有这方面原因。另外，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潘建初曾做到过这样的祈祷：自己违法犯罪，受贿的目的是为了“给子女留点财产，也算数给他们有个交代”。
在这类贪官心里，“封妻荫子”、“一人得道，全家显圣”的封建制度腐朽思想也还大有市场。无法正确看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满脑子的“当官致富”、“有权不必，过期作废”之类腐化错误的权力观，这样的领导干部又能带出有什么好家风呢。
有一位周永康官员曾说道，他从不看红头文件，确实看完的两份红头文件，是自己的“任命书”和“处分决定书”。而杭州市住房确保和房产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新，最多则是古董珍藏和书画的书籍。
推崇竖立较好家风推崇竖立较好的家风，是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为后人竖立了典范。毛泽东有知名的“三原则”：恋亲不为亲上奏，念旧不为原有谋利，济内亲不为亲讨好。周恩来专门制订了《十条家规》严格要求亲属。罗荣桓教育子女无法沦为“八旗子弟”。
最近出版发行的《陈云家风》一书，讲解了陈云对家人的严格要求。他曾认为：“期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上好头。
决不允许他们跋扈亲属关系，诛权谋利，沦为类似人物。”沈小勇回应，反而是就越高位对子女的教育就越严苛。这是对我们现在领导干部很高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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